有一天，还没有资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跑到一个寺庙里求签，想预测一下自己未来能不能当宰相。但签辞却很冷酷，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这是痴心妄想。他心有不甘，又求一签，并祷告道:“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但签辞依然很冷酷，还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这也是痴心妄想。有人不解地问:“你祈祷自己‘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这两样差距也太大了点吧？”范仲淹却不以为然。他说:“古人曰:‘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希望能成为辅佐君王治理国家、造福天下的宰相。但既然做不了宰相，那做一个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可以保身长全的良医，不也挺好吗？”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更丰满。那座寺庙的卦签并不灵验，因为范仲淹虽然没有成为良医，但却成了实打实的良相。范仲淹的理想实现了。但范仲淹的理想若和晚清重臣翁同龢比起来，他的理想那才叫真的实现了一半。因为翁同龢不但成了“相”，而且人家更是成了“医”，成了一名老中医。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咸丰六年殿试一甲一名。翁同龢不但是著名的大学者，大书法家，还是著名的大官。他是同治、光绪两代皇帝的老师，官拜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等要职。他知识渊博，而他渊博的知识体系中，就包括他对中医药的透彻理解与熟练运用。翁同龢虽然是个博览群书的老夫子，但同时也像少女一样喜欢写日记。而且，仅从他的日记中，就可以看出他读了多少医学经典。《政和本草》、《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张氏医通》、《千金宝要》、《医林改错》、《温病条辨》、《医圣心源》、《李氏刊方》、《名医类案》、《医宗金鉴》、《全身集》、《东华正脉》、《长寿经》，等等等等，他都了然于胸。翁同穌不但掌握了丰富的中医药理论，而且还把这些丰富的中医药理论应用于实践中。他以一个老中医的身份，经常为人诊病、开方。他为自己的仆人马夫等下人看病、开方；他为自己的母亲、侄子等亲人看病、开方；他为各级领导干部看病、开方；甚至，也亲自为皇上看病、开方。有那么一阵子，光绪皇帝腹泻、乏力，而且人也消瘦了许多。太医给皇帝看了病，也开了方，但光绪的病就是不见好转。翁同龢不但是良医，也是忠臣。眼见得皇帝的病不能痊愈，他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于是，他亲自给光绪做了诊断。经过好一番望闻问切，翁同龢认为，皇上的病属于“心脾不足”，用药需甘平，而不宜燥热。但太医的方子中，有“茅术、厚朴、车前三钱”，而且连吃了十天。显然，这味药“通利之剂太多”，是不利于皇上的病的。据此，翁同龢把太医好一顿批驳，认为他“不知本原之故”。然后，他亲自给皇上开了个方子。还别说，自从服了翁同龢的药，光绪皇帝的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连走路也有劲了。就这样，老中医翁同龢不但到处给人看病、开方，还常常有自己独创的思想和见解。理蕃院尚书患了腹泻，太医许济川给患者开了一味“五苓散”。但翁同龢认为此药不妥。他力主减去伏苓，结果患者很快康复。翁同龢母亲患病，太医的方子中有龙胆钱半。但翁同龢认为药性太凉，坚持让太医去掉了这味药，结果他的母亲也不久痊愈。翁同龢自己曾经煤气中毒，他马上自己给自己配药。他给自己开的方子虽然只是稀松平常的萝卜汁、梨汁和酸菜，不料却也神奇般地使自己化险为夷。四川学政钟杰臣的儿子得了“童子痨”，便赶紧向翁同龢求救。因为钟杰臣知道，翁大人兼翁大夫有治疗“童子痨”的“独门暗器”:干猫粪。就这样，既为相又为医的翁同龢，把祖国的中医药事业干了个风生水起，完会配得上“良医”的称号。但是，他的本职工作“相”，却被他干了个稀里糊涂，颠三倒四。当然，学问大官也大的翁同龢，也不是一无是处的。他虽然是皇帝“眷依尤重”的重臣，但却是难得一见的清官。尤其是他对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平反昭雪，更是赢得世人一片赞叹。但是，为人一生，为官一任，“一好"是代替不了“百好”的。起初，翁同龢也是支持变法维新和洋务运动的。但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他却完全变了样。在任户部侍郎期间，他因为与李鸿章有个人恩怨，便不顾大局，处处刁难北洋水师。“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副千古名联，就是那时候人们对他们二人的精准刻画。甲午战争以前，面对日本鬼子的狼子野心，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必添快船两艘，方能备日制胜”。但翁同龢却以种种理由为借口，就是不下拔购船经费。结果，这两艘“快船”被日本人抢先一步买了去。这两艘“快船”中的一艘，就是后来甲午战争中给北洋水师以毁灭性打击的“吉野号”。因此，也可以说，翁同龢，就是间接地埋藏北洋水师的罪魁祸首。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曾经尊崇翁同龢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不错，是翁同龢向光绪皇帝举荐的康有为，并给康有为们提供了“开班费”。但是，做为一个思想迂腐的士大夫，翁同龢既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和变法理论，也拿不出有关变法的任何纲领和实施办法。相反，他倒成了维新变法的绊脚石。年，康有为第一次见到翁同龢，并请他代为上书言事。但翁同龢却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态度，以“未知日本之情”的理由，予以拒绝。年春，光绪帝批准外国使节的车马可以直接进入紫禁城，翁同龢反对；6月初，光绪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他再次反对:同月12日，光绪重申此意，他也重新反对。本来，慈禧老佛爷是把翁同龢当做维新派的，所以对他恨之入骨。现在，由于他对维新变法的百般阻挠，光绪帝也觉得他是“反动派”。再加上翁同龢平时一副大腕的派头，官员们也都对他敬而远之。所以，此时的老中医翁同龢，就成了一个“慈禧姥姥不亲光绪舅舅不爱″的孤家寡人。不久，他便以孤家寡人的身份，正式下台。本来可以成为“良相”的翁同龢，终于成了“良医”；而“良医”翁同龢却没能成为“良相”。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有了只是“良医”却非“良相″的翁同龢们，才酿成了大清朝的“医疗事故”，并因此而命丧黄泉；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病入膏肓的王朝，才能培养出翁同龢这样的虽是“劣相”却是“良医”的怪胎来。当然，既为“劣相”又为“良医”的壮举，并不是翁同龢的首创。甚至，他的前辈中人还有既为“劣帝”又为“良医”的“拔尖人才”。这个人，就是五代时后蜀的末代皇帝孟昶。别看孟昶把皇帝干成了末代皇帝，但人家的医术还是十分高明的。他母亲病了，太医也治不好，但他却手到病除。一下子，他便成了蜀中神医，找他看病开方的人络绎不绝。为了使他的博大精深的医学思想千秋万代传扬下去，臣子们把他到处开的方子编成了《蜀本草》。可喜可贺的，这本闪耀着真理光辉的《蜀本草》，失传了。其实，不管是主张“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范仲淹，还是践行了虽是“良医”却是“劣相”“劣帝”的翁同龢、孟昶，他们的愿望与行为，也契合了一种历史的脉搏。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很愿意把行医治病与治国理政相提并论的。中医学的祖师爷黄帝，刚出道的时候向歧伯学习针灸之道。但歧伯教导他的却是:“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一节，很是精彩。其中，诸葛亮与张昭辩论时就曾说道:“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脏腑调和，形体见安，然后以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相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原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吾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寄迹刘表，兵不满千，将止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如病势羸已极之时也。”千古一帝李世民说的更直接。他说:“治国如治病，病虽逾，尤宜将护，倘遽自放纵，病复发，则不可救也。”没有多少医学知识的诸葛亮、李世民，却能把有限的医学知识融会贯通于治国安邦之中。相反，善于看病开方的老中医孟昶、翁同龢，不但把自己的国家“开"了个烟消云散，甚至把自己也“开”了个老年痴呆。翁同龢的一首绝命诗，道出了他是何等地晕头转向:“六十年间事，凄凉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尔曹谈。”人们都说，中医药是我们的国粹；老中医的药方，更是国粹中的国宝。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行医有风险，开方需谨慎。尤其是那些同时为帝为相的老中医们，当务之急，应该像诸葛亮、李世民主张的那样，先调养好自己的身子骨。至于给人家把脉看病开药方的事，不急。尤其是，当自己的医术还不太高明，或者屡屡造成“医疗事故”的时候，给人家把脉看病开药方的事，更应该悠着点。否则，就会像孟昶的《蜀本草》那样，要么失传，要么贻笑大方。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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