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新浪潮的进行时
许鞍华vs王樽
约会许鞍华
年3月12日上午，我坐在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的一楼咖啡厅，等待与许鞍华相会。
一周前，我们相约这天上午11点会面，她专程从香港赶来接受我的采访。
赴约前，我在家中浏览此前和许鞍华一起的几次合影。发现，最早的一张竟是八年前，那是年，她来深圳参加一次专题影展。那时的她比现在要胖，也年轻很多，一头黑的长发，穿一件淡灰色T恤，发白的牛仔裤。在为期两周的影展上，我第一次集中看了她导演的四部影片——《客途秋恨》、《女人四十》、《千言万语》和纪录片《去日苦多》。影展结束的当天下午，许鞍华出席了两个多小时的影迷见面会，她有问必答，有时会停下来，字斟句酌地在粤语、普通话和英语间寻找恰当的词语表达，说到会心处，常常爽朗大笑。见面会结束后，在纪念册上题字时，她把名字签在本子的最下角，字写得又小又紧凑，好像是刻意要把自己隐藏起来。黄昏时分，她要回香港，我们送她到大厦的一层，她执意不要人陪同出关，独自上了出租车。我在当时写的印象记里，描绘了她来去匆匆的形象，好像还用了“侠女”的字眼。此后，我陆续看了她执导的《男人四十》、《胡越的故事》、《倾城之恋》、《半生缘》、《阿金》、《玉观音》、《幽灵人间》以及她最新作品《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作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主将，华语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女导演，许鞍华是个复杂的存在，你很难用某一部影片来概括她的风格。她游走于艺术与商业片之间，或者说亦文亦商、泾渭难分。不倦的探索和兼收并蓄，让她的作品缤纷多姿，成为归类起来颇费踌躇的一代名导。她的电影，类型题材多样，风格形态各异，参差错落，轻重迥然。既有大起大落的通俗剧，又有凌厉沉静的先锋影像。鬼魅人间，市井百态，悲喜交集。本色生活的朴素寻常，社会传奇的绮丽微妙，都林林总总地渗透其间。
八年里，我陆续见过许鞍华多次，除了谈论电影，鲜少涉及其他话题。年，我在香港国际电影节采访台湾大导演侯孝贤，许鞍华就坐在旁边，她像个邻家的大姐帮我们斟茶。她告诉我，她热爱侯孝贤的电影，看过他所有的作品，很多都不止一遍，侯孝贤早期的《风柜来的人》和《童年往事》她差不多都看了有十遍。
10点55分，我透过咖啡厅的落地玻璃窗朝外张望，猜测隔了好多天，许鞍华会不会已经忘了这次会面。正在这时，我看到一个穿着紫红色毛衣的女人步履匆匆地从马路对面穿过来，我认出了她——背着一只小布包，正躲避着快速往来的车辆，脸颊被阳光照得汗津津的，那样子让我想到史可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准备“碰瓷”的镜头。
许鞍华走进香格里拉大酒店。已过花甲之年的她还是一贯的装束——发白的牛仔裤和运动鞋。她微笑着朝我招手，看看手表说，下午5点要回香港出席一个电影会，这之前的时间都由我来安排。我说，那我们去找个安静的茶馆。她说，好啊，最好有点吃的，早晨起床后就往深圳赶，还滴米未进。
11点10分，我们来到关山月美术馆下的“紫苑”茶馆，临窗而坐，每人各点了大杯的西湖龙井，许鞍华点了一碟带壳花生、一碟澳门小餐饼。我让她点份饭，她说她不喜欢吃饭。整个茶馆的大厅里，只有我们俩，她一边剥花生吃一边与我说话。有只大黄猫从窗口跳进来，凑到她的脚边，她给那黄猫喂花生米，惊喜发现“它居然吃花生”！后来那大黄猫一直在周围转悠，直到花生全部吃完。她对大黄猫摊开双手道：“很抱歉，没有了！”
许鞍华笑言，她是个“杀气很重”的人，不适宜饲养宠物和花卉。小时候，她养过两条金鱼，没两天，有一条就从鱼缸里跳出来自杀而死。她以为是不慎跃出，就在鱼缸上盖了张硬纸板，不料，第二天另一条金鱼把硬纸板顶翻也跃到地面“自杀”了。她说，没有什么宠物可以在自己手里快乐地生活。“植物也是活不了的，养什么死什么。我也纳闷，我把花盆供奉在写字台上也不行，真是邪门，就是养不活。后来，我发现，原因是我买了一盆花或一盆草，总是放在书桌前面，我老是坐在那吸烟，都把烟喷到了花上，就这样把它们熏死了。”她说完大笑。
年，许鞍华在运动会
新浪潮
年，大岛渚来港为许鞍华的《投奔怒海》颁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在香港大学英文系读书时，许鞍华就是个活跃分子，她在学生剧团管道具还在话剧里跑龙套，当同学们还只是老老实实用美术字印宣传单时，她已开始将俊男美女的图片打碎来拼贴自己设计的海报。她最早戴隐形眼镜，不穿流行的紧身短裙，学校兴起嬉皮风，人人都奇装异服，她却穿上扎染的印度式长衫。那时，她和同学谈到遥远的将来，很担心六十岁时的穿衣问题，想到不能穿牛仔裤和球鞋觉得很是郁闷。现在，已经六十岁的许鞍华仍穿着牛仔裤和球鞋，她笑道：“人生原是很简单的啊！你想怎样就可以怎样！”
我们一直谈到下午将近4点。许鞍华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童年最早的电影记忆，留学英伦，服务电视台，个性特点和生活习惯，以及拍摄电影的酸甜苦辣。
后来，她看看手表说，现在必须出发，要不然香港的电影会就要迟到了。
我驾车送她到罗湖口岸，她在靠近天桥的路口下车，叮嘱我说：“不要朝前边走了，可能会有警察抄牌。”
六十岁的许鞍华依然身轻体健，她敏捷地穿过十字街口，恍如影片里的江湖女侠，很快就消失在人流里。
下面的对话主要是根据年3月12日的录音整理，未经许鞍华审阅。
文化渊源
王樽：……看过十多部你的电影，给我触动最深的是《男人四十》。我知道这部电影在香港反响并不强烈，一般也不认为是你最好的电影。我是在嘉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看的，记得散场时，一位东北的女记者眼含热泪对我说，为什么内地就拍不出这么深情的电影？“深情”这个字眼让我一惊，我忽然想到，在你的电影里，除了亲情、爱情之外，还有对中国文化的深情，这可能是最能打动内地观众的地方。比如张学友和梅艳芳扮演的夫妻用粤语朗诵《前赤壁赋》，很普通的细节却很动人。在香港电影里，即使有中国古诗词运用也常常带有调侃色彩，而在你的电影里却熔铸了深情。这些中国文化的元素是你特意设置的吗？
许鞍华：其实没有那么刻意。电影里的古诗词是编剧岸西写上去的，我自己自然也很有感觉，就把它拍了，在拍电影时我也没有特别要求这些元素。
倒是影片主题是我一直很有兴趣的，张学友在片中演一个中学国文教师，这个角色虽然没有具体原型，但岸西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产生了很强的共鸣。香港是个很特别的地方，虽然到处是中国人，但在这里的教育制度下，中学国文教师地位很低，到了中年，就会有很强的失落感。在这个文化杂糅的大码头，一个以中文为生的人多少会遭遇一些冷落，他的心态很复杂，有落寞也有自卑，是蛮有代表性的。
王樽：我注意到，你的电影结构里常常出现两条线并进，《男人四十》也是，是为了形成映衬吗？
电影《男人四十》，
许鞍华：对。《男人四十》讲的是亲情与爱情之间的矛盾磨合。两条线索对称：中文教师和女学生的师生恋关系；中文教师的妻子和妻子当年的中文老师的恋情。当中文教师张学友和女学生林嘉欣开始走到一起的时候，妻子梅艳芳的初恋情人出现了，这些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内含着反讽的效果。这部电影的题材难得，拍的时候有些冒险，上映后反响没预想的那么大，香港票房没达到预期标准。很多外国人觉得好，但又觉得好像故事太淡，理解起来有些难度。
王樽：电影里出现了很多中国风光，长江三峡等，有些虚，是通过电视来表现的。
许鞍华：那些风光，都是我喜欢的地方，拍的时候没有特别强调中国元素，也许是有些潜移默化的情结在里面。（笑）
王樽：你的电影大多表现世俗生活，但总融入某种诗意的东西，这和很多香港片不同。比如，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周润发扮演的骗子也动不动吟诵几句，什么“长恨此身非我有”等等，这些看似不经意的诗意与你早年的教育有没有关系？
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许鞍华：我不知道哎。你不提我也不会注意，我真的是没有想过。
我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接触主要是小时候在澳门和香港。最早的启蒙来自我祖父，年我到香港，之前一直到五岁，都是与祖父母一起在澳门生活。我祖父教我诗词，《唐诗三百首》背诵了很多，我记得第一首就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长恨歌》没教完，假期结束了，我就回了香港，我爸爸就继续教我《长恨歌》，还有《琵琶行》，一句一句的教，也不解释，我也不是很懂，但就这样把很多诗词都背过了。常常是大人让我背诵，我就站在那里背，他们手舞足蹈，很高兴，我也很得意。我早期对中国文化，中国山川风貌的理解都是在古诗词里。
王樽：你的祖父母是怎样的人？
许鞍华：我的祖父是很文明、很前卫的人，我的祖母比他大两岁，不缠足、学英文。祖父娶了祖母之后，家里还要他纳妾，他就拒绝了。我的祖父懂英文，我小时候的英文就是他教的。祖父早医院学医，后来因为家里开药店需要人手，没有去成，我祖父和爸爸都想念大学，都没有实现，所以，他们都想我们能够去念大学。现在回头看，我觉得祖父是个有些不得志的人，年轻时的很多理想没有实现。
年或年左右，我的祖父母去了广州。他们本来在澳门过得很舒服，当时也都有六十多岁了，但很向往回到大陆，参加祖国的建设，祖父是个老中医，他到广州去的是中医研究所。我的父母其实都不愿他们回去，我还记得去码头送他们。祖父到了广州后，还常常把内地出版的一些爱国主题的图书邮寄过来给我们看。
王樽：你从小生活在多种语言交汇的环境，英文比中文更熟练，又常年生活在海外，你怎样认识自己的文化归属？
许鞍华：很难说。小时候学说话是英语和粤语，读书是英文学校；在大学里学的是文学——比较文学，使用的也是英语；在家里说话主要是说粤语，居住的环境是说粤语为主；早些年，写日记用英语，有时交叉着用些中文，平时习惯于用英语和粤语思考。最差的是普通话，到现在也说得不怎么样。
王樽：你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这种特殊的家庭构成，对你的成长有着怎样的影响？
许鞍华：好像也没有特别影响。事实上，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日本人。那时很小，只觉得母亲有点怪，因为她说不正宗的粤语，别人说她是东北人，那时候我也不懂普通话，没有概念，就觉得是真的。母亲不太懂中文，我还以为是她没怎么念过书的缘故。差不多十五六岁时，才知道母亲是日本人。
关于我与母亲的关系，母亲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我都已在《客途秋恨》里讲到了，虽然不完全是真实的，但那个意思都在里面。比如关于怀乡的情感等等。一般移民早先都有想法，比如挣到很多钱后就回去，实际上很少有人真的回去，里头有很多被人灌输的感情，不是他真正的感情，有可能他们根本就不想回去。因为你很难在一个地方立足，你要回去就必须重新适应，我妈妈后来去日本就很不适应，不适应那种坐在地上的方式，不适应一般日本女人的谦恭，不适应一般老人对日本女人的态度，吃的东西都不习惯了。
年，我跟母亲去美国参加妹妹的婚礼，回来时去了东京，顺道去了日本乡下我舅舅家，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客途秋恨》讲述过这个故事，后来，我也跟日本的亲戚有联系。语言有些障碍，相处得还是很融洽。我的舅舅会说汉语，他在东北待过，又在苏联做过苦工，他会说普通话。
王樽：那么，对中文的认识主要是十几岁以后？
许鞍华：看中文书主要是上小学时，十岁左右，那时候，我经常去维多利亚公园里的图书馆，看了好多。十二岁以前就看鲁迅、老舍。《四世同堂》就是在那里坐着啃完的，也看了冰心，都是因为我们念的教科书上有他们的示范本，所以就找他们别的书来看，现在就没有兴趣再看了，其实那时也是看不大懂的。
王樽：冰心应该好懂，鲁迅可能会觉得晦涩。
许鞍华：就算懂也不知好在哪里。十二岁的时候开始看武侠小说，金庸和梁羽生的几乎全看了，初一的时候开始看《西游记》、《红楼梦》，一个暑假，我就在学校的通道上看这两本书，尤其是《西游记》觉得特别好看。《红楼梦》其实是看不懂的，也觉得十分好看。完全是忘掉自己的生活，沉浸在里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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