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中国历史上哪个历史时期最多姿多彩，我想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这段历史由何进被杀、董卓入京开始，到晋国一统为止，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大家耳熟能详，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这些人到如今早已不仅仅在历史中、更是在游戏、传说、戏曲、小说甚至是神话中常常出现。但我们也知道，英雄辈出的年代，往往也是百姓最凄苦的年代。
所谓乱世出英雄，要说起三国时代最有名的医生和武将，那一定是华佗和关羽。华佗作为医术大家，可谓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医生，自他以后的近两千年来，只要提到名医，赋予他的称呼一定是“妙手回春，华佗在世”。至于关羽，早已成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武将之一，关公忠义勇武，无愧于“武圣”之称号。这二人在演义中留下的“刮骨疗毒”的传说故事，完美地体现两人的形象。但是可惜，华佗这样一位领先于时代的神医，晚年却被奸诈的曹操怀疑，这名“外科圣手”还没来得及留下他的毕生所学便被杀害，不得不说这是医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刮骨疗毒
不过我们今天想讲的，不是华佗，而是与华佗同为“建安三神医”之一的“医圣”张仲景。
要讲神医，首先要了解一下背景。三国是英雄辈出的年代，但同样是战乱、分裂和灾难深重的时代。如果要说中国历史上哪个时代遭遇了最重大的人口下降，当数三国。据相关史料记载，东汉顺帝时期人口数量到达巅峰，约六千万，到了魏国灭蜀时，整个中国的人口也不过八百万，下降了超过百分之八十！触目惊心。
战乱自然是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忽略的是，大乱之后必有大疫。瘟疫几乎伴随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尤其是战乱发生以后。汉朝以来，由于与匈奴等北方民族向南逐渐融合，产生于草原的鼠疫也被带到了中原地区。就当时的医疗水平来说，瘟疫等同于死亡。而瘟疫几乎贯穿于整个东汉王朝，直到东汉末三国时期，张仲景写出了流芳百世的《伤寒杂病论》，瘟疫的强大破坏力才逐渐被遏制。
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生于公元年前后的一个官宦家族，在那个医生职业并不太受尊重的年代里，张仲景本应按照父亲的设想努力读书，争取当一个大官，光耀门楣，但他却志不在此。小时候差点死于一场大病的张仲景，痊愈后十分佩服这位给他看病的名医张伯祖，便拜其为师，学习医术。此外，在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偌大一个家族因为伤寒人口逐渐凋敝，死者十有其七，何其不幸。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坚定了张仲景行医的愿望。
张仲景从十一岁开始跟随张伯祖学医，并且跟随这位师父四处游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行医经历让他的医术进步非常之快，到了二十岁时，就已经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医生了。（史载张仲景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柩》、《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等医学名著，其中许多现在已经失传。这些医书对他的医术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为后来的《伤寒杂病论》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是张仲景毕竟生于一个官宦家庭，父亲还是希望他能去做个官。东汉时尚没有科举制，实行的还是举孝廉，学识品行过关，还有家族人脉提携的张仲景自然被推举为孝廉。其实他本来是不想做官的，行医济世才是他的终身目标，奈何父亲和家族的压力，也是为了奉行孝道，张仲景还是去做官了。
举孝廉其实也是需要考试的
要说这人啊，真的是一样行，样样行。不爱做官的张仲景，还坐到了长沙太守的位子。没错，就是“红脸的关公战长沙”的长沙（扯远了，关公战长沙的时候，张仲景早已辞官重新去行医了）。当了太守的张仲景虽然公务繁忙，但仍然不忘自己的老本行。那个年头长沙还是个充满烟瘴的地方，各种疾病多发，百姓苦不堪言。张仲景干脆每月初一和十五放下公务，在衙门里开辟出一块地方，坐堂给老百姓看病，还熬制好中药汤，免费分发给百姓。真可谓医者仁心。
随着时局的变化，东汉王朝式微，各地政权割据、战乱频发，老百姓流离失所，瘟疫横行，张仲景终于决定弃官从医。于是他带着多年来积攒下的医学典籍和那些深深印在脑海中的宝贵经验，退居岭南，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开始撰写对后世影响甚远的医学巨作《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
根据历史记载，其实张仲景的医学著作远不止一部，除《伤寒杂病论》外，还著有《辨伤寒》、《疗妇人方》、《五脏论》、《疗黄经》等多部医书。可惜彼时造纸术尚未大规模普及，更没有印刷术，书籍传播靠的还是徒手誊抄，所以几乎全部失传，仅有少数内容流传。即便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后也很快散落，多亏晋朝太医令王叔和全力搜集并加以整理才得以流传后世。南北朝时名医陶弘景曾评价此书：“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伤寒杂病论》同时也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正是此书，奠定了张仲景医圣的地位。
张仲景的伟大之处不仅限于中国。欧洲在中世纪时曾遭遇严重的黑死病，即鼠疫，这个肆虐欧洲数年之久，夺取几千万人生命的可怕瘟疫，如果不是靠着阿拉伯人翻译带过去的《伤寒杂病论》提供了治疗办法，说不定现在欧洲已经变成了原始森林。当然了，硬说黑死病是靠着《伤寒杂病论》控制住的有点夸大其词，但书中应对瘟疫的方法的确拯救了无数欧洲人的生命。著名的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就是那个提出“李约瑟难题”的英国人，就曾感叹说“张仲景是一个拯救了欧洲命运的人。”
黑死病
时代和伟人总是相互成就的，在那个战乱频发、疾病肆虐，还是一个神秘主义思想泛滥、各种宗教兴起的时代，张仲景做了最大的努力。虽然在他的年代里并没有擅于进行外科手术的华佗那样声名在外，《三国志·方技传》中也仅记载了华佗一位医生。但即便受限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较低的自然科学水平，张仲景还是取得了巨大的医学成就，书中所载的许多药方和理念，至今仍为我们所用。可以说，张仲景一人在巨大不利的条件下，靠着个人的辛苦努力，为后世中医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除医术外，张仲景的医德也同样令人尊敬。在《伤寒杂病论》的自序中，张仲景还批评了那些医术不高、心术不正的医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须臾，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闕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作为一名医生，医术固然重要，但医德实不可缺，重要性更甚于医术。
三国毕竟是一个英雄豪杰辈出的年代，但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无数名将的背后，都是累累白骨。即便有张仲景、华佗、董奉这样的名医在世，仍无法避免人口的锐减。在新冠疫情已经持续近三年的当下，了解这段故事时更是多有感慨。每一个个体在历史的滚滚车轮面前都是无力的，但总有人站出来勇敢的指明方向，这就是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原因吧。惟愿疫情早日过去，各位读者身体健康，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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