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集东方文明的大成，既有文化的内涵，又有哲学的厚重，还有科学的严谨，需要追朔这个时期——汉朝。讲哲学的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以社会、政治来说的，而从中医角度来讲的”天人合一“是以环境与人的关系来解说，整体性的哲学理论在中医实践中得到完整体应用。
文化方面，比如饺子，医圣张仲景为治病发展的食疗法。“一说壶公谢元,历阳人,卖药于市。不二价,治病皆愈……”，这是“悬壶济世”。“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得十万余株,蔚然成林。”这是“杏林春暧”，成为褒奖医生常用的成语。
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期间，瘟疫流行，百姓慕名求医，由于治病者越来越多,把诊所搬到了长沙大堂,公开坐堂应诊。“名医坐堂”这些都是中医的精神，已经深入民族意识的深层，即文化。为医需要“为生民立命”的精神才能成为大医。
中医的科学实践性质，从西汉出现了医案的记载。西汉淳于意记录所诊治病人的《诊籍》共有25个病案，详细列出了姓名、身份、籍里、性别、病名、病因、脉证、诊断、治疗（方药、针灸、含漱药、窜药等），预防等，反映了早期医案淳朴可鉴的学术风格，为后世医家书写医案树立了榜样。
根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活捉政敌王孙庆“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始终，云可以治病”，参加解剖的有太医、尚方官员和屠夫，研究的项目是内脏的大小和相对位置，以及血管的分布和循环规律，这次解剖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后医生治病提供科学根据。这是第一次有记载的中医解剖案例，也说明了当时的医者研究人体有一定的经验了，虽然没有发出解剖学，由于中医更注重于生命的整体，从而形成为独树一帜的中医临床理论体系。
华佗创用麻沸散施行外科手术，在学术思想上启迪了外科医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外感热病和内科杂病等辨证论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初步奠定药物方剂学体系。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之大成，对历代本草学和方剂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伤寒杂病论》所载方剂及方剂学理论，被尊为众方之祖。
《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虽然始现于《黄帝内经》，成体系的临床经典则始于《伤寒杂病论》，它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形成了完整独特的理、法、方、药结合体系，建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规范，明确了四诊、八纲、脏腑、经络、三因、八法等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这些传到后来，更是将张仲景遵称为医圣。
现代科学体系正走向系统化的过程，中医的整体性恰是传统科学独特的方式，汉朝的中医使医学走出了不同方向，从系统整体原则出发，区别于当下的分析科学。中医以及当时的哲学体系所形成的整体思维观念已深入到社会心理层面而成为文化，这种整体性理念的先进性，维系中华文明长久生命力的。中国文化的国际化，中医药是最有力的使者，已遍及个国家和地区，传播着智慧与文明。
原创感悟，融汇经典，将中医、科学、阳明心学重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