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谈方，不能离开证。方是矢，证是的，有的才能放矢，对证才是好方。那么什么是方证？方证并不排斥脏腑、经络辨证，恰恰相反，它是脏腑经络辨证的系统化、理论化成果，只是张仲景已经进行了辨证论治过程，并提供了现成的、精确的辨证论治结果。
经方安全可靠、简便廉验，比如桂枝汤，据考证源于《汤液经法》，时至今日仍历久弥新。小柴胡汤不仅国内在用，国外也在用，疗效肯定。所以经方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也属于全人类的优秀文化。经方方证共有四大特征，用好经方的关键是重视和掌握好方证，这是打开和挖掘经方宝库的“金钥匙”。
经方方证的四大特征
经方方证真实，按经典方证用方，疗效可靠
方证相应，源于仲景。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写的《伤寒杂病论》，保存了汉代以前大量的医方和用药经验，这些宝贵的用药经验就是方证。它经过了后世数千年无数医家的临床验证，是可靠的临床用药证据，反映了药物与疾病之间的必然联系，有极强的科学性，是中医学中极具魅力的东西。
方证作为用药的指征、依据，它既非来自理论的推理，也非来自实验室的数据，更不是源于动物实验的结果，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是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身体尝试中药后，从自己身上直接获得的用药经验。
经方的方证很客观，可以看得见，摸得着
方证不同于中医基础理论中所说的阴阳五行、元气命门、三焦宗气、脾肾阳虚、心肝火旺等抽象的名词术语和病机解释，而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张仲景对用药指征的描述是具体和形象的。如桂枝甘草汤治“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白虎加人参汤治“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栀子厚朴汤治“伤寒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等，对每一首方剂的运用指征和每一味药的加减指征都描述得很明确。
病人的高矮胖瘦，肌肤的细腻粗糙，肌肉的坚紧松软，腹满痛与否，渴与不渴，脉搏的浮沉迟数，大小便的利与否，汗出与否，但欲寐与不得卧，恶寒与发热等等，都是张仲景诊治疾病的重要参考指标，是构成药证的重要因素，它们都是客观、具体、形象的。
经方方证刻画的是人，而不是病
方证是“人”的整体病理反应状态，而不是研究致“病”的病原体。方证既包括了现代中医界通行的“证”，也包括西医所认识的“病”，还包括症状、体质等概念在内。举例来说，炙甘草汤是治疗心律失常的专药，属专治疗法；桂枝汤只要脉弱自汗就能用；四逆散只要胸胁苦满、四肢冷、腹中痛者就能用，故使用面非常广，属通治疗法。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质特征、有不同的精神状态，就有不同的方证。如同样是感冒，有的要用柴胡类方，有的要用桂枝类方，还有的要用麻黄类方。方证、药证理论的倡导人黄煌教授常说西医是治人的“病”，而中医却是治病的“人”。
经方方证教你如何处理复杂多变的临床病症
方证是稳定的。虽然在人类历史中，疾病谱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但现在人体在疾病中的病理反应几乎是不变的。方证相应是临床取效的前提和关键，有是证、用是方，方与证的关系是相对应的，两者浑然一体。方为证立，方随证转；临床上重视抓主证，有是证则用是药，无是证则去是药，而不受病名的约束。方与证犹如箭与靶，方是箭，证就是靶，目标瞄准了，就能做到百发百中，只要遵循这种方证相应的原则，就能以不变应万变，疗效就能经得起重复。张仲景时代是这样，进入21世纪仍然是这样。徐灵胎《伤寒论类方》中说:“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就是这个道理
该如何掌握和运用经方
掌握方证并不难。清代柯韵伯说过：“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证，论述简洁实在，无空泛之谈，只要认真研读，反复对比，多向老中医学习讨教，多与同行交流，并在临床上反复运用，自然可以达到左右逢源的地步。清末名医曹颖甫先生是自学的，他对经方的推崇，就来自临床的大胆实践。他在临床上反复验证，运用经方十分娴熟，屡起沉疴。另外，“药不瞑眩，厥疾勿瘳”，凡是药物就有一定的副作用，但只要方证相应，是不会有副作用或很少有副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