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希彦
有人说，中国画画人是外行。在熟悉中国文化的人眼里，这句话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贬低，因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重外行轻内行。从前的画家有记载的差不多都是外行，正业是仕宦。诗人也是，杜甫留下一千多首诗，首先要感谢他大半生的失业生涯。整个中国文化，基本上就是外行建筑起来的。靠画画混饭吃的所谓内行我们称“工匠”，不是个尊敬的称谓。医生也是。《红楼梦》里秦可卿病入膏肓之时，冯紫英郑重推荐的就是个业余医生，看完病，贾珍还赞他：“原不是那等混饭吃久惯行医的人。”中国画不重视人物倒是真的，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到了山水上，在大片的山水之中，人物通常只是蝼蚁。
出土的最早的绘画作品是战国时期的，一幅用来引导死者灵魂升天的铭旌，名字叫《人物龙凤帛画》。说是人物画，属于人的部分只是一笔勾成的侧脸轮廓，衣裙和天上的龙凤则远远大于她的身体。就这一笔，里面也是有“人”的。高额、尖紧的下巴，脸中间则有些凹，应该是个地位很高的贵族女子。她们通常是初看还算端正，细看则哪里都不舒服：牙齿虽整齐，却有些往里瘪；大而空洞的眼睛略呈三角，看人的时候一定很恐怖，显然她曾经受过很大的惊吓。无数卑贱的人仰望着她，而她的问题却只有神灵才能解决得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恐怖。她略往上方伸的双手想抓住凤凰的脚，眼睛却是往下方看的——龙与凤只在她的冥想里。若有关于她的传说，一定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女子，放到现在则是很典型的中学优等生的长相：苍白的皮肤，大而厚的眼镜片，永远带着被人从垩梦中猛然摇醒的表情。好比阮玲玉，若没有影像留下来，还不知道被后人说成怎样的绝色，事实上她最多算是个略具姿首的邻家娘姨，常回娘家掉眼泪的。
六朝时期人物画还比较多，唐以后基本上就是山水画的天下了。如果说春秋战国文化的落脚点是社会，六朝则是人欲。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是古今最被称颂的名画，画的内容取材于曹植的《洛神赋》，古今最有才气的名篇。画中的洛神没什么，无非是一个普遍标准的美女：细颈、白肤、容长脸，欲前不前时回顾的姿态还比较动人。就这个姿态，影响了几千年，后世画女人多数是这个造型，艺术上想独创可见其难。曹植的形象着实超出了人的想像：皮松肉懒，软塌塌的，比你见过的任何奶油小生都更像奶油；在侍从的搀扶下似乎刚从高干病房出来；腰身有些发福了，腰带系得高高的，若给他穿上西装，一定是现今常见的官僚形象，两头小，中间大，扎得太紧的船粽。从文学上的印象来说，曹植应该是个少年，英武的脸上长着双细长秀润的眼睛，好酒而多情。“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何等的少年意气。
和他相比，李白至多算是个轻狂的中年人，再豪放，疏发乱飞，口沫四溅，不再能吸引异性，最多吸引几个理想主义的文学女青年。杜甫是最经典的腐儒形象，七八十了，老而寒酸，拈着几粒霉润的炒豆子眯着眼睛倚在门口看路。论年纪，杜甫比李白还小十几岁，属于晚生辈。艺术上的东西没有道理可讲，顾恺之画曹植，也不能超出他那个崇尚男性阴柔美的时代。那时，文人若想标新立异，只有去打铁。演奏《广陵散》的嵇康就打过铁。
以辩才著称的菩萨维摩诘在敦煌壁画《维摩诘经变》里有着微向外翻的湿润的红嘴唇，是保养得好的老中医；一双阴阳眼，眼皮长，松弛状态下便能遮住一多半眼睛，像老舍笔下旧社会的男媒人张大哥，显得格外的有生活经验。平心而论，他是典型的粗人的长相，大颧骨、粗脖子、佝隆的肩背。前半生是受苦的，磨难使他成了常识的结晶，也成就了他的佛性。后人描绘的维摩诘往往只有仙气，没有人的成份，也就不那么可信。
后世最有神仙味的神仙不是那些庄穆的塑像，而是南宋梁楷的《泼墨仙人图》。糊糊涂涂的一滩墨，怎么看都只是一个迷糊的小老头，老成了一堆，袒着肚子，看不出是坐是站是睡是醒，似笑非笑的顽皮的神态，额头占去了脸的大部分面积，眉眼口鼻像包子上的褶，稀里糊涂的攒成了一团，分不出彼此，兴许是退化了。人有五官才能感知什么是“我”；有了“我”就能分出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人就不快乐了。《黄帝内经》上说，上古的人大多能活过百岁，那时候私有财产还没有出现。后来越来越烦恼，情志内伤，再好的医药也不济事，病夭的就多了。五官若真能退化，不用苦修，不用渡化，自然就是神仙。
五代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画的是南唐中主李璟和他三个兄弟下棋的情景。他们缓和、从容、表情清淡，完全是最合理想的中国人。宫廷当中有如此温馨的居家场景，古往今来也只见过这一幕。他们后面有一架屏风，屏风里画的是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男人喝醉了，他的妻子在替他摘帽子，婢女抱褥而来，也是很温馨的场景。屏风里还画着一个屏风，绘有山水，这就是“重屏”二字的由来。一般说来，屏风上书写的都是和人生理想有关的东西，比如梅兰竹菊，江山红日。作为一个乱世的皇帝，居然如此的没有野心，他的理想于切实的人生之外还是切实的人生，难怪他会教出李煜那样的儿子。
明代戴进的《风雨归舟图》是写雨景的极品，点睛之笔却是里面小得像石子一样的几个人，这是中国画的惯技。过路的雨，被斜冲下来的山风刮碎在山前，变成了雾。一艘小舟在画的底部，已经有一半驶出画面。正中的溪桥上一对年老的夫妻共擎着一把伞，漫天的山雨从后方紧压过来，使他们看上去更弓更小。就这扶持着的一弓身，本来凄冷的画面温暖了起来。他们本是普通的农人，一辈子在一处残山剩水的地方静静的出生，静静的死去，连邻居都不大能记起他们的样子。时间一长，他们自己都不太记得还有这样的一个下午：初夏的急雨，不凉，难得有这样的雨景，老两口便都故意慢慢的走，谁也没有说破，事后也再没有提起……
这幅画技术上的精妙在于对雨的描绘，只用局部的若隐若现的山和风中的植物便暗示出了雨雾的存在，暗示得那么明晰具体，使人忍不住去看雨雾到底是怎样画出来的，而画绢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微微的山痕和绢的本色。
若从西洋绘画所谓“科学方法”的角度来看，中国画是经不起推敲的。技巧的科学性，这个提法在现在的艺术院校很普遍，甚至作为教学的第一标准。怎么说呢，科学与艺术原本就是两回事。齐白石的虾能活生生的从纸上蹦下来，这个技巧只属于他个人，很难作为科学常识到处普及。毕加索很崇拜齐白石，他认为这个世界上，艺术首先是在中国。他曾经对张大千说：“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乃至东方人到巴黎来学艺术，中国画很神奇，齐白石没有画水，却让人看到了江河，嗅到了水的清香。”
中国的绘画代表着中国最高的艺术成就，这已是公论。没有比中国人更喜爱绘画的了，它几乎是每一个文人必备的技能。女子读书作文会受到非议，而能画上几笔却被认为是一件风雅的事。马可·波罗来中国后写道，他从没见过这样的帝国，庞大、富饶、却没有丝毫的掠夺扩张之心，人们只把全部的精力用于营造生活中的美，这里有世上最精美的瓷器、丝织品、绘画、戏剧。现在看来，中国自唐以来这超级稳定的一千多年依然是最理想的社会。混乱和残暴只是暂时的，小范围的，最多也就几十年，大多数人尽可以躲在历史的褶皱里做他们的安乐梦。他们敬天爱地，有着历史最悠久的环保观念，春天万物生育是不许随意伐薪渔猎的，采矿历来就受到严格的限制。据说黄帝打蚩尤的理由第一条就是蚩尤破坏阴阳五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破坏环境。朱棣在武当山上修建庞大的宫观，原则只有一条，破坏山的本体则不修，于是造就了武当无数鬼斧神工的建筑。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前，发现一间屋子里陈列着世界上最好的枪械，那是咸丰皇帝的玩具，不是不知，而是不为。
“天”是封建社会的至高准则，皇帝下圣旨也是“奉天承运”。中国人自古就认为天地是有生命的，有高高在上的神力，人向天地的索取只能是生存所需。任意开采是逆天而行，上天将降灾于那个自称是天子的皇帝，甚至直接用雷电或疾病处罚。这也是他们抑制工商之类人为机巧的理论基础。
今天的商业文明纵有千般好，却是建立在被广泛煽动起来的物质欲望上的，只这一条就足以把地球毁掉。我们生活在人类这个脓疮破溃前最绚烂的时期，在这样的绚烂里我们依然是不快乐的。
百花文艺出版社年7月出版
《医心帖》
作者：刘希彦
劉希彥：
湖湘劉希彥，幼時學文，及長學醫。隨傳統絲弦琴家汪鐸習琴，主修道家琴曲，又隨米鴻賓高士習易。
研究古中醫，著有《大醫至簡——劉希彥解讀傷寒論》一書。在“大家中醫”開有個人頻道。被國內多家書院和國學機構邀請授課。亦從事文學創作，出版有隨筆集《醫心帖》、小説《國王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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