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文章中刘炳凡老师讲述了跟师柳四公的经历，告诉我们“跟师一定要诚”，不仅对老师诚，还要对医道、对学问诚心。发心正，方可奠基一条正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今天我们主要来了解一下刘炳凡老师自主行医后的一些经历与心得体会。
求知必讲“勤”。
正在为失去良师而悲伤之际，在落星田开设“医院”的杨春园医师找到了我的家，说他是受柳四公的重托而来的，邀我去他那里一边读书，一边协助应诊。
来医院，抬头一看，大门上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上书“有仲景风”四个大字。原来这里是当时长沙中医界名流聚会之所。进了书房，看到一个连着一个的满满的书架，我又意识到这里是老师多、病例多、书籍多的求知的好地方。
跟随杨先生仅仅一年，但这是使我大开眼界的一年。很多前辈，如吴汉仙、曾觉叟等，都是在那里拜识的，很多疑难杂病是在那里见识的，《伤寒广义》、《皇汉医学》、《全国名医验案》、《中国医学大成》等很多医籍是在那里读到的，在当年《卫生报》发表的一些文稿也是在那里撰写的。
一九三三年，我二十二岁，家里要我单独开业。通过伍春辉先生的介绍，我加入了国医公会，获得了处方权，就在东长街的篾店里应诊，自题为“仲山医社”。
次年七月，滨湖大水，灾民成千上万逃到长沙，聚居在韭菜园、孤儿院一带。饥寒交迫，伤寒、霍乱、痢疾蔓延不息，尸暴于道，目不忍睹，哀鸣之声，惨不忍闻，政府视而不顾。民众激于义愤，自发组织赈济。国医公会立即响应，决定派我与另两位医师组成“巡回义诊队”，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一连三个月，早出晚归，看病不少，记得每隔两天公会就要进一叠百页一本的“义诊处方笺”来。每天诊务结束之后，就把当天遇到的典型病例记录下来，并且力求理、法、方、药记载完备。现在有一部分临证笔记就是当时留下的。
一九三八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入寇岳阳，长沙一片焦土，迫使我只携带着部分书籍和读书随笔匆匆返回故乡，并在乡里开业。可恨日寇连穷村僻壤也不放过，整天狂轰滥炸。
只好天天和老老少少一起钻岩洞，在洞里我常找个透光的角落坐下来，边看边写，坚持学习。在家乡四次沦陷期间，我蹲在岩洞里不仅温习了和新读了大量的医学书籍，而且还涉猎了不少文学书籍，记下了十二万字的读书笔记，写成了《医著菁华》初稿。
我体会到，求知必须具备“勤”字和“恒”字。求知的途径无非有三条，而这三条途径都要用“勤”字去开辟。
第一是向书本学。
不仅要系统地精读中医经典著作，而且要广泛地阅读各家学说及各地书刊杂志，以便能理清源流，增进新知，了解学术动态。
每读一书，应将要点、疑点、难点简明标记，获得解答即时笔录。运用于临床后，有所心得，又随时小结，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步入医林以来，我共写下学习笔记近一百万字，有一部分取自绝版或孤本。凡是已经摘录的资料，能够一翻即得。
这样做，就不至于临阵磨枪了。记得逃避日机轰炸时，很多小孩因躲进山洞几个月而致双目失明。我一查资料，立即认识到病因是“湿蒙清窍”，就重用“治目盲，燥脾去湿宜用”的苍术为主组方，使绝大部分患儿复明。如果平时不积累资料，猝然以杞菊之类投之，是难以毕其功于一役的。
第二是向老师学。
谁是老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不仅要向前辈学，也不妨向后辈学，不仅要向同行学，也可以向群众学。要有“不耻下问”的精神，学人之长，补己之短。
我是随身带着笔记本的，以便有师即学，有闻即录，学习“博采众方”的办法，曾积累秘方、验方、偏方、单方十余本，后来编成了《民间单方验方选辑》。有许多经济简便而又行之有效的方药，确实是医典未载，师道难传的，并且给人以启迪。
例如，在搞血防工作时，湖区老太太传授的吊墈黄泥水调湿敷的“泥疗法”，可以速退小儿高热；到云南参观中草药展览时，我向老专家请教获得五种秘传白药配方受到启发，自制“三藤汤”(常春藤、鸡矢藤、鸡血藤)对肿瘤之气滞血瘀的疼痛和风湿阻滞的关节剧痛，均能收到良好的止痛效果；从一位老草医那里学来的治白喉的经验中，我推演出用蛞蝓、地虱婆治疗上颚混合瘤及唇癌，不仅使病者免受手术之烦，而且疗效巩固。如果固步自封，而不勤于学习和采集，又怎能扩大自己所知的领域呢?
第三是从实践中学。
如何辨证，如何施治，徒有理论而无实践，那是海市蜃楼，顶看不顶用。例如，对于子宫功能性出血和某些恶性肿瘤出血的治疗，医家见仁见智，各有所长，而我采用归脾汤加蒲黄炭、灵脂炭、荆芥炭，临床医师们重复运用后确认疗效显著而称赞为“刘氏三炭”。其实，这个方法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比较、分析而得到的。
本文摘自《名老中医之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作者/刘炳凡。
图文编辑：欢喜
赞赏